石上墨韻----連云港地上石刻

連云港市群山逶迤，崎崛迭翠?？梢赃@樣說，無論是在千峰競秀的峰嶺，還是在孤高突兀，或是平坦如砥的山岡，只要是游人可及的地方，均能發(fā)現(xiàn)不同時代的石刻，正可謂是星羅棋布，豐富多采，其數(shù)量之多，歷史之久，分布之廣，價值之高，為中國沿海城市所少見。據(jù)統(tǒng)計，僅登錄于地面文物名目的就達 30余處，400余刻。其中國家級兩處，即將軍崖巖畫和孔望山摩崖造像;省級文保單位10處;市級文保單位12處。僅入選《江蘇省文物古跡通覽》的石刻即有30余處。石刻薈萃，從原始社會到兩漢，從隋唐到民國，它們是連云港市歷史滄桑的見證，也是我們祖先饋贈給我們的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這些珍貴的石刻從不同的角度為研究連云港市的地理變遷、建制沿革、城市發(fā)展、佛道歷史、地方經(jīng)濟、文化教育、軍備海防、民俗風情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20 世紀 80年代，南京大學高國藩教授來連云港考察，贊譽連云港市是"石刻之鄉(xiāng)"，各類石刻"是連云港的一部石頭文化"。

石刻這類文物，建國后才從舊有的金石學中分離出來，成為文物研究中的一個單獨的門類，其中包括題刻、碑碣、造像和石雕。

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金石學家認為，銘刻最早者為商代之甲骨文，而石刻最早者為先秦石鼓文。將軍崖巖畫的發(fā)現(xiàn)，將中國石刻的歷史上推到4000多年前。在刻石工具及鐫刻方法問題上，他們認為石刻的出現(xiàn)是在戰(zhàn)國時期，證據(jù)是在這個時代鐵器逐漸代替青銅器，而鐵的硬度遠大于青銅，便于在堅硬的石材上鐫刻。而早在 4000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就以大山為紙，以石器為筆，用磨刻和琢刻的方法，記錄下他們部落的生活和歷史。上古、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的碑刻，成為用作記功、頌德、承宗追遠的重要記錄材料。而隋唐以來，碑刻的內(nèi)容遠遠不止于歌功頌德，它所記錄的內(nèi)容更為廣泛，題名、游記、詩刻、記事，內(nèi)容豐富多采，為我們展現(xiàn)了那個時代廣闊的社會畫面。

連云港將軍崖巖畫和孔望山摩崖造像屬國家級文保單位，是石刻藝術中的難得的綺麗瑰寶。它們同屬于摩崖造像，但前后相距卻有數(shù)千年。在本章石刻文化介紹中，有關摩崖造像、佛教造像以及漢畫像石的內(nèi)容都不涉及，為讀者展現(xiàn)的主要是題刻、碑碣方面的內(nèi)容。在全市登錄的 400余刻中，將其中的珍品呈現(xiàn)給大家，使大家審視文化的同時得到美的欣賞。

連云港市最早的文字石刻可以追溯到什么時候?在云臺山的東磊摸忽山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4000年前的古文字石刻。4000年前的文字刻在東磊的太陽石上，畫面上除了有太陽、金烏、圓窩、圖形等石刻外，還有四個古拙的文字∶工、  、丹、 。據(jù)來此考察的北京大學教授、古文字學家王大有先生的辨識是"工、俞、風、重"四個字。"工"是人方之工，就是古代測量太陽影子長短的矩。"俞"是測天的一種工具規(guī)，即"揄"字的本文，俞從手是拿著規(guī)測量太陽。"  "即風的初文，"幾"是表示天穹的蓋天，"上"表示豎立的觀測日影的扶木，它的原始寫法是"周，表示風從天上吹來。"甲"是古文字"重"字的省寫，即"贛"字的初文，這四個字表達含義是∶這里是重部落的觀天測象的中心?；蛘哒f是我市贛榆縣得名的原始含義。這不僅為我們解開了贛榆名稱的由來之謎，也使我們從歷史的視角理解贛榆初設云臺的文化內(nèi)涵。藤花落遺址的發(fā)現(xiàn)、東磊天文觀測臺的確定，為我們重現(xiàn)了古史傳說中的"羲和之國"。（此段落以下方圖片內(nèi)容為準）

中國最早海權石刻的發(fā)現(xiàn)是近幾年我市文物普查與考古工作的又一個重大的成果。1987年，連云港市的文物工作者在東連島燈塔山羊窩頭北側(cè)的海邊發(fā)現(xiàn)了一處隸書石刻，從僅存的文字推析，將其定為"東?？づc瑯琊郡的界域刻石"，時代斷定為西漢（圖1）。無獨有隅，1998年在連島蘇馬灣又發(fā)現(xiàn)了一塊與羊窩頭石刻時代相當、內(nèi)容相近的界域刻石。這塊刻石與羊窩頭刻石相比，因遠離海邊未受海浪的長期侵蝕，雖風化嚴重，文字仍基本可以辨認（圖2）。

"東?？る耘c瑯班郡柜為界，因諸山以南屬朐，水以北屬柜，西直況其。朐與柜分高頂為界，東各承無極。始建國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書造。"

蘇馬灣刻石因其與羊窩頭刻石內(nèi)容極其相似，因而可以斷定，這兩處石刻是同一時間的歷史遺存，也就是新莽始建國四年（12年）的刻石。從其內(nèi)容分析，可以推定這兩處石刻是東?？づc瑯琊郡的分界刻石。這是全國遺存的唯一一處有關西漢時期郡級劃界的刻石，其意義十分重大。

蘇馬灣界域刻石的發(fā)現(xiàn)，為我們解決了歷史上許多重要的懸而未決的爭論∶

一是今日連島為西漢、新莽時期的瑯琊郡的南界，連島為柜縣所屬，其北就是贛榆，中隔艾水，西與況其縣接壤。今日徐福村應在柜縣屬地。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徐福是"瑯琊人"是有其歷史依據(jù)的;

二是柜縣既以刻石立證具體地劃定了其屬地范圍，因而較長時間包括《漢書》及上海復旦大學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將計斤和柜縣的行政區(qū)劃標在膠州灣以西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三是蘇馬灣界域刻石是東海郡與瑯琊郡的分界刻石，明確地劃定了兩郡的海域權屬。從膠州灣至柜縣以東是瑯琊郡的海域，從柜縣以南至今日灌河口以東是東?？す茌牭暮Ｓ?，海洋權屬十分清楚?？梢赃@樣說，蘇馬灣界域刻石是我國最早的以石質(zhì)為載體的郡級海洋權益法的版本，成為我國碑刻考古上的又一次重要的發(fā)現(xiàn)。

我們在研究蘇馬灣界域刻石時，往往只注意到其內(nèi)容以及歷史價值而忽略了它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在中國書法史上，西漢時代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其實，這段時間正是書法藝術空前繁榮的時期，是中國書法由篆向隸書、草書轉(zhuǎn)化的時期，也是"承秦而開兩漢書法藝術"的關鍵時期。連云港市有兩件書法作品可作為這方面的代表而寫入中國書法史∶一件是東海尹灣漢墓中出土的西漢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簡冊草書《神烏傅》;另一件就是連島兩塊界域刻石。一簡一石，互為印證，具體地反映了西漢時期中國書法藝術的演變。正如陳松常先生在《馬王堆簡牘書法藝術散論》中所言∶"入漢以后，……以馬王堆漢墓所出的簡帛文字為代表，可謂上承秦代的書藝傳統(tǒng)，下開以隸書為主體的八分、章草、草書、真書等各種書風之先河，實為書體篆隸蛻變的關鍵時期"，界域刻石的書風正顯示了古拙的隸書中仍帶有篆意的古隸書的風韻。在文字發(fā)展史上，隸書的形成是一個十分關鍵的轉(zhuǎn)折。它的定型，標志著漢字脫離了古文字時代而進入今文字時代，漢字從此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到西漢晚期已達到成熟階段，基本定型，是漢代的主要字體。漢代的隸書在形體和筆勢方面不斷發(fā)展逐步形成種扁方、規(guī)整、捺筆上挑等講究挑法波勢、波磔的書體，從篆書到隸書的演進是漢字發(fā)展史上的一次大變革，從此漢字走向更簡化、筆畫化、定型化。

漢代隸書刻石是秦漢刻石中的主要部分，是兩漢書法藝術歷程與成就的主要實物資料。連島界域刻石的發(fā)現(xiàn)，進一步豐富了我國兩漢（含新莽）隸書石刻資料，對中國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件不可多得的實物。連島東?？が樼鹂そ缬蚩淌?995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在連云港市保存的歷代摩崖題刻中，隋代王謨詩刻是唯一的能夠見到的一塊隋刻。原題刻已于1977年毀于開山填海，現(xiàn)保存下來這件隋代的石刻拓片是我市石刻藝術的珍品。原高刻石100厘米、寬199厘米、豎刻9行，字徑約10厘米。各行最多11字，最少兩字，總計75字?？涛臑椤?quot;維大隋開皇三年歲次癸卯四月乙亥（乙方志為丑誤）朔十七日使持節(jié)上儀同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南陽縣開國侯京兆王謨巡歷至此記文后代其詩曰（從記至曰七字方志略）因巡來自此，矚海看波流。自茲（方志為此誤）一度往，何日更回眸"。

王謨五言詩刻最早收錄于北宋阮閱所輯的《詩話總龜》中，《古詩苑》和《詩記》中也皆收錄。王謨是隋朝王氏家族王長述的兒子，位高而寵隆。海州當時作為只領朐山、東海、懷仁、沭陽、漣水五個縣的下州，它的刺史卻有著一連串的重要頭銜;使持節(jié)、上儀同、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南陽縣開國侯?？梢姾Ｖ菰谒宕疥悜?zhàn)略中的重要作用。

歷史上隋朝僅僅存在了30余年，因而這一時期書法傳世不多。王謨五言詩刻的書法隸雜以楷，在隋代隸書中雖算不得上乘佳作，但從全國遺存的不多的隸書藝術中，王謨詩刻也算得是隋書中的翹楚，彌足珍貴。

唐代摩崖題刻中，保存既完整、書藝又精美的，當數(shù)花果山《郁林觀東巖壁紀》，雖歷經(jīng)千余年，而風韻猶存，絕壁生輝。

唐隸，即《東?？h郁林觀東巖壁紀》摩崖題刻，位于連云港市花果山景區(qū)隋代郁林觀遺址"飛泉"東側(cè)的崖壁上?？淌婺?，凈面高 2.1 米，寬5米，自右向左豎刻，首行篆書題名，正文連同落款計 24行，行17字，字徑18厘米，全文共392字（圖3）?！稏|巖壁紀》刻于唐開元七年（719年）。它既是一篇紀實性的優(yōu)美散文，生動地描述了云臺山的自然景觀"霧夕與碧海同深，將赤城爭峻"，"懸流噴水，藏宿雨而時來，臥石埋云，觸搖風而不散。歷時花木，紅紫無名"，也是因官場沉浮，表現(xiàn)出作者出塵遁世，尋求"紫翠之房"、"洗我塵慮"，脫離現(xiàn)實的思想流露。

從《東巖壁紀》的落款—"崔逸文"來分析，應為海州司馬崔惟怦之子崔逸著文并書寫。《新唐書》中崔惟怦有傳，曾任海、沂等州司馬。其子曰"鏡邈"，而鏡邈以下即 無記載，疑即為崔逸，字鏡邈。清河崔氏是唐代的望族，僅李唐一代崔氏入閣拜相的即有二十三人。

《東巖壁紀》問世以來，得到書壇有識之士的極力推崇，雖僻在海隅，其拓本卻流傳極廣。早在宋代就被渡江南下的著名金石家趙明誠的夫人李清照收入他們合編的《金石錄，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六、九百三十七唐郁林觀東巖壁紀》中，清吳玉搢著錄于《金石存》。清葉昌熾在其《語石•卷二》中再予收錄并有記∶"海州古朐山縣地，明以前尚有漢刻東海廟碑。吾鄉(xiāng)顧氏藝海樓尚藏孤本，而原石之亡久矣。然郁林觀東巖壁紀，天挺偉表，鸞翔鵠跱，漢石門、析里兩頌無以尚之。以僻在海東，見之者少。山左趙佑資赍兩本到京，余得一通，吳蔚若前輩懸之省館壁間，見者未見年忌月，驚為漢隸。"

關于《東巖壁紀》的書法藝術，可能受清葉昌熾《語石》中"漢石門、析里兩頌無以尚之"的影響，當代不少學者總是和《石門頌》對比，認為其用筆布白，極富《石門頌》特色，認為諸字和《石門頌》皆神似、形似，而省文管會的劉謹勝先生在其《江蘇碑刻》中作了中肯恰當?shù)脑u價∶"從筆法上看，書家有意識地想超越晉魏，直入漢隸之室的追求是很執(zhí)著的。它不取唐隸通行的那種整肅平正、豐腴雍容之態(tài)，而求通過瘦勁挺秀的線條，規(guī)整中見飄逸的結(jié)字，反映出它自身的藝術個性。""唐隸"于1982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在《東巖壁紀》刻石對面平整的"廉石"上，有一塊宋祖無擇三言詩碑和唐東巖壁紀互映生輝，堪稱花果山摩崖題刻中的雙壁。祖無擇三言詩刻位于唐隸石刻的斜對面，刻于"廉石"的北立面上。詩刻高約5米，寬約6米，小篆字體，字徑8寸，正文14 行，行7字后一行5字，共95字。前三行21字是撰文、書篆、鐫刻者的籍貫、姓名、字號，后11行74字是三言詩正文，記述了祖無擇、蘇唐卿、王君章三人暢游云臺山的感受，最后是21字的落款分2行，總計126字。詩刻的時間為北宋慶歷甲申年（1044 年），距今已有950多年。三言詩刻為祖無擇撰文，蘇唐卿書篆，王君章鐫刻，各取三人文、筆、刀之長，史稱三絕名碑。清吳玉搢廣收古今墨拓，將三言詩刻編入古今篆刻之次，載于《金石存》。明、清兩代皆收入地方志書。建國后，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編印的《各種書體源流淺說》里，在介紹宋人小篆時，特別推崇三言詩刻，"宋篆"于2002年與唐隸合并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宋史》載∶"祖無擇字擇之，河北范陽人。進士及第，歷任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zhuǎn)運使，入值集賢院。與王安石同修起居住，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土，知鄭州、杭州"，是北宋有名的文人。該三言詩就是知海州時渡海游覽云臺山時所作。

蘇唐卿，陜西武功人。他是歐陽修的摯友，宋嘉佑七年（1062年）任山東費縣縣令。八年書歐陽修《醉翁亭記》于費縣衙內(nèi)。《金石索》中收錄了蘇唐卿的《醉翁亭記》，并有"佳章善篆"的贊譽。三言詩刻書于1044年，早于書《醉翁亭記》18年?！蹲砦掏び洝窌淘缫咽?，而獨三言詩刻歷經(jīng)千年風雨仍大放異彩。

王君章，從題刻知其為山西清原人，史無載述。從石刻藝術中體現(xiàn)出鐫刻之精湛，或為名重一時的金石家或為祖無擇、蘇唐卿之密友。其表現(xiàn)原作藝術的精湛刀藝也可謂歷千年而不朽了。

郁林觀宋刻為小篆體勢，筆力遒勁，結(jié)體古拙，雖經(jīng)九百余年的風雨剝蝕，苔蘚斑駁，卻仍風神凌人。宋篆的流風余韻仍耀然于石壁之上（圖4）。古代書評中說∶"善筆力者多骨，多力豐筋者圣。"蘇書筆力借助于鐫刀達到石上，骨氣洞達，使人有人石三分，力透石背之感，謹嚴之中飛揚著曠逸的神采，形神俱備，遞相映帶。蘇篆得力于唐李冰陽《遷先塋碑》，不愧為宋代著名的篆書大家，歷代評論其書藝"氣魄沉雄、豐姿勁挺"，并非是溢美之辭。

在宋代的摩崖題刻中，海州白虎山的《張叔夜題名》碑，為研究宋史的人十分器重。因為它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宋江在海州投降的史實。歷史上的宋江和《水滸》中塑造的宋江畢竟是兩碼事，這是沒有人去爭論的，然而，歷史上宋江有沒有在海州投降，曾是史學界爭論的一個焦點。據(jù)宋代官方史書及1960年在浙江發(fā)現(xiàn)的北宋折可存的墓志銘的記載，義軍首領確實是在海州向知州張叔夜投降，并參與了攻打方臘的戰(zhàn)斗，后又被宋廷毒害。張叔夜題名碑為這段史實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張叔夜題名碑又稱"登高碑"，刻于白虎山北側(cè)半山前一塊光滑的立壁上，長2.2米，寬1.5米，17行，行7字，字徑12厘米。真書題勒，書法藝術不算上乘，但卻方正工矩。（圖5）其文為∶"徽猷閣待制，知州事張叔夜、淮東兵馬都監(jiān)劉繩孫、前兵馬鈐轄趙子莊、兵馬鈐轄趙令mao，前朐山令閻質(zhì)、刑曹王冶、懷仁主簿蔣仝、權朐山尉王大猷。宣和庚子重陽仝登□□□獻書此"。

從題刻中我們可以看到，張叔夜已從海州知州升任徽猷閣待制等京官，此次是回到海州重任知州，而同游的有遠道而來的淮東兵馬都監(jiān)，已經(jīng)離職的和在職的兵馬鈐轄還有兵曹、朐山尉，可以說是海州軍界的一次大聚會，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一次軍事戰(zhàn)役的前奏。形勢之嚴重，部署之嚴密，從字里行間都透露出這一社會背景的端倪。

據(jù)有關史料記載，宋江先挫于沂州，向淮南移動，又挫于沭陽縣境。宋江率部來海州完全是一次戰(zhàn)略行動，即占領云臺山作為根據(jù)地以圖東山再起。宋王朝已經(jīng)完全掌握了宋江這一軍事意圖，因而提前作好軍事部署。

張叔夜登高碑刻于宣和庚子（1120年），而宋江率部"趨海岸"的時間是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從二年九月九日登高到次年二月宋江來海州，中了張叔夜的誘敵之計，戰(zhàn)艦被焚，遂因"舟既焚，賊大恐，無復斗志"而投降。

梁山義軍雖然失敗了，今日登臨白虎山，吊"好漢塋"，讀"登高碑"，仍會為梁山好漢的斗爭精神而折服。

連云港市摩崖題刻多數(shù)集中在各景區(qū)，如孔望山風景區(qū)、白虎山風景區(qū)、石棚山風景區(qū)、花果山風景區(qū)、宿城風景區(qū)、東磊風景區(qū)等，每一處石刻群，上下可以跨越 千余年，但卻延綿有序，是一筆厚重的歷史文化資源。

文章來源于網(wǎng)絡，作者：李洪波、高偉等